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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顾弁如:设法克服困难的岁月

2014-11-12 08:13:54 作者:李劲雨 倪艳 唐庆整理 来源:宣传统战部 点击数:

  

  
  编者按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定格着一代代川农人成长的轨迹;一幅幅珍贵的合影照,记录着师生奋斗路上的韶华。本网特别推出“口述历史”系列报道,撇下时尚,拨开蒺藜,与老前辈们一起重返昔日巨浪的喧嚣,期冀从个体的视角或浓或淡地勾勒出这一代人粗犷的轮廓,对渐行渐远的历史弥补于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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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小档案:顾弁如,1932年出生,1955年从化学系毕业,留校任教,1992年退休。

  1956年,我校从独立出来,迁往雅安独立办学,顾弁如跟随学校到雅安任教,作为化学系的老师,她亲身参与并经历了学校建立和发展之初的风风雨雨。

  身在川大,我的学生生涯

  每个人都有梦想,读初中时,学校墙上挂的科学家肖像激励了我,下决心长大后要成为像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家,高中提前半年参加高考,顺利进入了化学系学习。

  那个时期,国家政治运动多,我读大二时全国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三反五反”斗争,我作为学生领队参加两个月的“三反五反运动”,影响了学习。

    1952年,国家大规模调整了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的学科和专业进行了大量调整,园艺、农化、蚕桑等专业并入了西农,工学院、政法学院、师范学院独立出去。后来又做了一些小的调整,华西大学化学系和重庆大学化学系一起并入川大化学系。从始至终,农学院一直保留着,只有个别专业在第一次大调整的时候调到了西农。1955年我刚毕业,还未正式分配的时候,又恰逢肃反运动,我被安排到川大肃反办公室秘书处,不久后被留在农学院化学教研室从事基础教学工作。从事基础教育工作距离自己的梦想有距离,最初很想到外地工作或者搞专业课的授课。1956年,农学院从独立出来,迁往雅安独立办学,更名为四川农学院。赵光荣老师任四川农学院第一任党委书记,化学教研室随农学院搬迁雅安,大家开始了在雅安的工作和生活。

  初到雅安,两位教师影响最大

  在工作中,我遇到了两位对我一生影响很大的老师。

  之一,就是当时化学实验室的保管员杨天星老师。我刚毕业时,杨天星是当时化学实验室仪器保管员,他同时担起实验室和教研室的保洁工作,一人任两职,对工作兢兢业业、尽职尽责。杨老师除了上班时间满足师生实验的仪器需求,每天要搞两次实验室的清洁卫生工作,下午还要到化学教研室打扫卫生。当时化学组和土壤组经常一起进行政治学习,土壤组的彭家元老师常说,“你们看人家化学组的实验室总是亮堂堂的。”其实,这除了任课老师对同学的严格要求外,杨天星的辛勤付出功不可没。学校刚搬到雅安之初,后勤人员和任课老师都很缺乏,我假期去教研室备课时,总能碰到他待在保管室里,我就问他“假期还上班?”他说“万一有老师搞科研需要仪器,要及时给人家提供。”

  文革时期,有一批实验用的分析天枰称盘上落了灰尘,分析天枰精确度达到万分之一,灰尘必须用专用绒布来擦拭,我找了好几个实验室,都没有这种绒布。杨天星同志听到后就说,那你找我嘛,保管室这里有。我们都很惊讶,原来他把造反派丢掉的绒布捡回来,洗干净晾干后,悄悄保管了起来。

  杨天星虽然是个平凡的人,但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从不计较工作的多与少,尽职尽责,踏实节俭。他没有言语上的说教,却用行动深深影响着身边的人,也给了我一股正能量,教会我对待工作的态度,让我安下心来好好工作。

  之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学院搬到雅安时任化学教研室主任的王祖泽老师。王祖泽对人态度谦和,平时总是笑呵呵的,但他工作上有一套很严格的管理办法。教研室每周要开一次例会,他严格要求每一位实验老师在上课前先做一次准备实验。对于比较难一点的实验,还要求任课老师先试讲一遍给他听,再提出问题和意见。对于学生,他培养科学、严谨的科研态度,要求在上完实验课后还原实验台原貌,并且亲自带老师去检查。王祖泽十分注重提高自己能力,空闲时经常在办公室看书,积极想办法改进教学,研究撰写了一篇《分析化学的教学改进》的文章,带领教研室老师一起开会讨论,然后投到了《光明日报》并发表。

  后来,国家课改要求教学课程内容加多加深,化学的教学难度随之加大,结构化学、物理化学、热力学的内容被加入普通化学教材。结构化学的概念很抽象,由于信息闭塞,老师们不知道哪里可以购买教学模具,为了帮助学生更好理解概念,我们就找到了废弃的泡沫来制作教学模具。我们制作了简单的氯化钠晶体结构、电子云等模具,还是达到了一定的教学效果。直到我一次出差,碰到同学说可以定制教学模具,我们才开始用上了更形象的塑料模具。当时学时数有限,既不能讲得太多,又要达到一定水平,我就听北大、北师大、浙大老师在电大的讲课,增加自己的知识,同时阅读大量书籍,每个学期开课前,重新修订讲义内容。为了教懂知识给学生,我自己编过教材,也购买过其他高校的教材。应该说,王祖泽认真负责的工作方法和待人处事的态度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随着生源的增加,成立了农化分析教研室,王祖泽就调过去做了那里的负责人,我就做了化学教研室的主任,这一时期的工作,我们就传承了王老师的工作方法和态度。

  化学实验室,学校的一段发展缩影

  刚来搬迁雅安独立办学,学校接受的是原西康省政府的房子,根本就没有实验室,面对求知的学生,必须要开实验课,我们只有从川大带来的实验器材,却没法开展实验。化学是一门实验课,光讲,不实验,不能算是完整的课。所以,王祖泽老师带领教研室教师开会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大家下定决心白手起家,想办法开实验课。化学实验的准备工作由郭建础老师和新调来的两个实验员负责。大家找到了当时废弃的《西康日报》印刷车间作为实验室,用吃饭的小方桌,将两张拼起来作实验台。再用印刷车间外面的自来水作为实验用水,用买来的搪瓷盆和水桶盛装清洗的实验仪器,因为化学实验的废液都是强酸强碱性的,必须谨慎处理,又买来陶瓷缸盛装废液。实验结束后,所有废液大家一起帮忙处理,就这样,化学课的实验得以开展。后来,第一教学楼(现逸夫楼位置)建成,实验室从车间搬到了一教,条件改进了一些。再后来,第五教学楼的建成,在五教第四层楼便有了面积稍大、条件稍好的实验室。此时,为了完善设施,教研室开会研究向学校后勤部门提出相关购买计划,并提出学生实验台和准备室实验台的具体尺寸。因为后勤人员的疏忽,定制回来的实验台全部是小号。化学实验台有两种规格,大号的用于正规的学生实验,小号是教员用的实验准备台。我去实验室检查时候,感觉实验室变大了,再细看原来是摆放的实验台全部是小号的,就把房间显得大了。我们当时坚持换成大号,就重新定了大号实验台,那些小实验台就被各个教研室争先搬去做准备实验或搞科研,也没有造成任何浪费。经过如此艰难困苦的过程,总算是有了合格的实验室。后来建成了新区,化学实验楼就搬到了现在的第十二教学楼,化学实验室就很现代化了。

  面对学校独立以来化学实验开展的重重困难,所有教研室人员努力工作,不抱怨,不依靠,自己设法克服困难,这可能也是“川农大精神”形成的因素之一。

  1960、1961年,国家处于自然灾害时期。教师每人每月只分到十九斤粮票,学生的粮票多一点,但仍然满足不了身体发育需求。我去食堂打饭,用不及一次性纸杯粗的短竹筒装满煮熟的四季豆豆粒,就是一顿饭的所有东西。有一天,我连上三节课,第三节课时明显感觉身体撑不住了,只盼着快点下课。当时我将近三十岁,体重只有八十多斤,很多其他老师因为生活困难、营养不良,都得了水肿病。

  生活上虽然很艰苦,因为大家的坚持,对工作上的影响却不大。

  一路走来,对学校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应该是反右运动和文革了。

  全国反右期间,我被要求到芦山太平乡劳动锻炼,随身悄悄地带了两本从苏联翻译的普通化学教材。一年多后返校,刚一返校就被要为新成立的农干班(农村干部培训班)上课,此时距自己丢下书本已经一年多,但我还是服从安排去了,赵光荣书记亲自去听了讲课后说:“讲的不错嘛,把我都给讲懂了。”

  文革期间,全校师生下到部队农场锻炼,对这一个时期的学生影响很大,几乎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就毕业了,学校的发展也处于停滞状态。下农场锻炼有严格规定,不准带书,我又被安排去军垦农场(现名山茅河乡)锻炼,还是偷偷带了两三本教材,利用晚上值班的时间在煤油灯下看书,直到1959年锻炼结束。

  上世纪50年代,学校学生家庭经济上差得多,但是学习劲头足,每个人想到的是读书就是学本事,学习主动性强,非常刻苦。现在的知识面窄,掌握的文化不广泛。我喜欢看书,课堂上教师讲的内容是有限的,遇到没听懂的内容,就到图书馆把各种版本的书找到,仔细阅读后,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一本书从头看到尾时间不够,就专门找自己需要的内容来读,这样可以省去大量时间。我在川大读书时假期不回家,就待在图书馆里看各类书籍,年轻时记忆性强,多看书有很多好处。各个专业有区别,多读书会让基础广泛,在未来专业岗位上的适应能力就会强。我认为书是最公平的,无论哪个人,只要肯下功夫,就会收获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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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迁校雅安不久后教师合影  第三排右起第三位顾弁如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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